比如拿2014年春晚舉例：幾個主軸進程非常明顯，用宴席來打個比方：1.開場冷盤：通過不同時空不同階層的中國人群像表達對“春晚”的各種看法，這種做法解構了之前春晚權威性，輔之以“接地氣”的平民性，這是有益的突破，然后從空間轉化到時間：想你的365天，民族大聯歡。作為社會情緒平復劑功用的春晚，必須在年三十晚上，廣大群眾們吃完年夜飯把這份團圓之情投射到電視屏幕的時候，完成一次對大眾情緒的安撫，于是黃渤不停原地踏步的歌舞出現了，這是為了對大眾情緒的穩定節目，也是中國夢的娛樂親民版，然后出現了大張偉的《倍兒爽》，那是給群眾以希望，中間夾雜著更多是給“北漂”人群家長們觀看讓他們對孩子的未來放心的蔡明節目，再往后是傳統文化夾雜著國際友人以及各種紅色經典的中盤各種硬菜，最后在尾聲部分，安排的都是耳熟能詳的歌舞作為湯料暖胃張明敏從中國心與時俱進地唱到中國夢，最后傳統甜品一道南北皆宜的《難忘今宵》端上臺。
一般說來，這種大格局一旦確定了，任何導演通常都無法隨意更改。
2.互聯網時代飛速發展的文化消費脫節：
從1983年誕生的春晚和我恰好同齡。它經歷了從電視媒介作為傳播渠道從無到有，由興而衰的發展過程。從創作思維上，它是電視思維，而先天缺乏互聯網傳播基因。從發展史上，春晚是從無中生有的新生事物，它開創并釋放了大眾對文化消費的極度渴望，開創了家國一體同構的大眾娛樂產品，到如今經歷互聯網沖擊90后為代表的新生觀眾審美疲勞的中年危機。這三十年發展歷程恰如其分展現了這種變化。
大背景之下，春晚的種種變化或許可以作為某種社會文化寬容度的測試表來參考。而隨著互聯網作為全新媒介的異軍突起，電視臺作為老大哥的地位江河日下，隨之而來的更注重用戶交互體驗的互聯網邏輯帶走了原來被動吸收春晚單向文化輸出的觀眾，相比強勢渠道的電視媒介，互聯網顯然吐槽門檻更低也更易于傳播，也更符合去中心化的移動互聯網思路。
2014年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隨著微信的大量普及，“搶紅包”這款內嵌支付應用瞬間完成了對支付寶壟斷地位的彎道超車。造成2014年“吐槽春晚”熱度大減的原因除了上述分析的對春晚的審美疲勞之外，低頭蹭wifi搶隨時出現的紅包也是一大因素。移動互聯網把人從電腦屏幕上解放出來，而原先他們可以通過電腦兩個窗口一邊刷微博一邊看春晚完成吐槽。這種解放改變不僅僅是物理層面的解放，更多的是行為和消費習慣。
如果沒有看明白移動互聯網對互聯網的顛覆意義，那么僅僅從網絡上抽取幾個“我伙呆”“何棄療”之類的流行語并不能改變春晚自身的陳舊。最后這幾句不痛不癢只是代表沒有被時代拋離太遠的臺詞暴露了顯而易見的違和感和結構性失調，就好像看著眼皮下垂的馮鞏穿跨欄背心裝嫩和90后比賽玩投籃機。
3.語言類節目的核心問題：
剛才提到歌舞節目之余，其實真正引發網絡吐槽高潮的是語言類節目，因為其背后隱含的創作邏輯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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