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是研究公司財務問題的專家學者，這方面有他撰寫的大量專業論文可以為證。近年來，他對國企轉制、宏觀經濟調控、中國企業發展戰略，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控制，甚至民主發展和房地產問題，屢屢發表獨特的見解，使人深受啟發，不得不對其刮目相看。
不過，在他的觀點中不乏錯誤甚至錯得明顯的觀點，比如他關于國企效率和改革必要性的認識，他對民主的認識，對政府權力的認識，常常偏離常識，出現令人不可理喻的錯誤，就是如此。郎咸平的文章語言表達通俗、充滿激情，常常從道德高點立論，給人以可愛而不可信的擔憂。
但郎咸平的觀點之受到歡迎，郎咸平的文章受到不少粉絲的追捧，還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經常從一些企業一些組織甚至一些人的目的出發、陰謀出發分析問題，尤其是他經常談論帝國主義的陰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險惡用心，其觀點給人以階級斗爭論翻版的味道，這讓人懷疑他觀點的合理性。
我以為，分析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常常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論框架和觀察范式，從一個角度出發不成立的觀點，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成立的；從一個角度看不正確的觀點，從另一個角度看則可能是正確的。正像1+1=2是顛覆不破的數學真理，而“1垛棉花+1把火=0”同樣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一樣。郎咸平雖然號稱“經濟學家”，但他的經濟學并不是通常意義的純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或者說是從政治出發的經濟學。從純經濟學角度出發不成立的觀點，從他的觀點看則是成立的。
“歷史是為了實現某一階級的崇高目的”，“某某歷史現象的產生是資本家集團或資產階級蓄謀已久的陰謀”，這一目的論歷史觀，受到哲學大家波普爾的批判已經不為人們所相信。按照制度主義觀念，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既定制度規則的產物，而不是某個個人和社會組織抽象動機目的的產物。社會問題研究的出發點是個人、具體的社會組織，而不是抽象的“階級”、“民族”、“國家”，如果誰用這后一類抽象的宏大范疇分析研究社會現象，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然而，郎咸平的陰謀論，不是抽象的目的論意義的陰謀論，而是具體制度框架（現代企業制度與現代國際貿易體制框架）下的陰謀論，有點博弈論的味道。只不過加上了特有的道德多棱鏡。從制度經濟學觀點看，郎咸平不過是把一定制度下某個個人或某個社會組織的制度行為與追求，拿道德的聚光片聚焦之后，或者說運用道德評價標準評判之后，將其中不公平、不合理、不道德的行為及其現象稱之為“陰謀”罷了。
運用郎咸平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分析地主的行為追求，他可以把周扒皮半夜裝雞叫的行為，稱之為“陰謀利用公雞打鳴達到延長雇工勞動時間的目的”；也可以把微軟公司一段時間內放任盜版視窗軟件在市場流行，又在視窗軟件被大多數中國用戶接受并大量使用的情況下，運用法律手段對付使用盜版軟件的大企業和政府部門的行為，稱之為“攫取高額利潤的陰謀”；更可以把三大鐵礦石巨頭聯手漲價的行為，稱之為陰謀獲取壟斷利潤，圖謀分享中國房地產市場瘋狂漲升的紅利。這樣的分析有沒有道理呢，是有道理的。只是需要有切實具體的證據與事實加以證明。
馬克思的制度主義觀點，并不從道義上譴責某一社會行為和現象的不合理性，而是從制度規則（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模式）的不合理來探究資本家唯利是圖生產目的產生的必然性，以及勞動者淪為資本增值工具的不可避免性。郎咸平用他的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分析具體的國際金融集團謀取高額利潤的行為，分析具體的鐵礦石供應商合謀抬價的事實，如同分析具體的企業領導人顧雛軍“陰謀”獲取不正當利益一樣，只要分析建立在公認的制度框架內，不論對具體的現象和行為持有怎樣的道德觀點，認為這些東西是陰謀也好，不是陰謀而是依規則行事的制度行為(金融大亨索羅斯就把自己依照交易規則進行的外匯買賣行為稱為合法行為，不認為存在陰謀和道德問題)也罷，都是有意義的。
總之，只要事實是真實的，掌握的情況數據是基本準確的，郎咸平對有關經濟社會現象的政治經濟分析就是合理的，有存在價值的。不管作者本人穿的是假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還是民族主義的外套，抑或是新左派的二流背心，不同的價值標簽，對于作者觀點的合理與否并不構成根本的影響。具體而言，由于勇于面對現實中一些人不敢面對的問題，從新的角度提出一般人沒能提出的觀點，得出一般人沒能得出的獨特結論，而且這些結論還頗具說服力。加上作者充滿激情和道德正義感的姿態，更加上其頗為煽情的文筆，郎咸平文章擁有廣泛的讀者，他的思想觀念擁有眾多的信徒，就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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