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我們的幸福 《大蕭條下的生活經濟學》：有沒有其他方式能夠予人幸福生活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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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社會發展了，我們的生活水平卻下降了，幸福指數也降低了？在社會大發展的背景下，我們依然要過節衣縮食的日子嗎？”這發問源自一位美國學者，源自那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被國人向往、效仿、追夢的國度的反思。
無獨有偶。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成為一個時髦話題，與年會的主題“大轉型：塑造新模式”遙相呼應。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后來者的姿態去效仿美國在工業文明時代所取得的“成就”，從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專業化分工組織生產，到快時尚、快消費的生活方式。人們逐漸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工作或工作圈子中，執迷于賺錢和享樂，反而可能連對門鄰居的模樣都記不清楚。
然而，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無疑深深刺痛人們的內心。我們是否能像美國那樣透支信用、透支自然來換取當前的過度消費、奢侈消費？有沒有其他方式能給人們帶來幸福生活的安全感？
朱麗葉·B·肖爾，這位波士頓學院社會學教授，正是站在美國大蕭條的陰影下反思。曾任教于哈佛大學經濟系的她，以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復合視角來研究人們的工作、消費、環境和消費文化。她在《大蕭條下的生活經濟學》一書中，跳出傳統經濟學的窠臼，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等領域的新進展以及一直以來與傳統經濟學的各種經典論戰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娓娓道來，并犀利地指出當前的危機是經濟和生態的雙重危機，按照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們面臨的是兩難選擇，要么選擇經濟蕭條和低物價，要么選擇高成本和帶來更大破壞的經濟增長。”
何謂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簡單地說，就是未將生態變量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的變量當中，其重要前提之一是“經濟規模遠遠小于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承載力”。對生態的影響被統統歸于外部性。
經濟學上關于外部性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馬歇爾和庇古在20世紀初的論著。經濟外部性是經濟主體（包括廠商或個人）的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由于技術原因，很多外部性影響的結果很難市場化。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和收入增長卻看得見。所以，美國近乎人人一輛小汽車，卻不用為二氧化碳排放買單；人們可以不用付首付，就擁有豪宅，而不用擔心房屋面積過大是否浪費建材和耕地，以及保溫所需要的額外能源；人們被精彩的廣告刺激或是因害怕落伍而去購買更多的商品，卻可能很快就擱置不用，而關于這些商品對環境的影響乃至破壞的信息卻很難看到，“尤其是在購買商品的場所里”。“未受管制的生產者加上不了解情況的消費者，這種模式可能會引發大的災難”。
事實上，當前的金融危機只是災難之一；自外部性被提出的一個世紀之后，生態的脆弱性和環境污染的代價已經赤露露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被污染的不僅有耕地、河流，還有孩子的血液。新一輪的“經濟復蘇一定不能再次依靠化石燃料這種具有毀滅性的力量”，“我們必須一起解決這兩個危機”。
如果只是將此書當成宣揚環保，就太低估它的意義了。在作者看來，與其糾結于如何讓生態觀念納入宏觀經濟學家的世界觀，我們不如立刻行動起來，在危機中自力更生，在微觀層面，將生態的外部性內在化，實現充裕的生活。可能讓您吃驚的是，作者眼中充裕的原則是“減少工作時間，減少消費，建立更多的人際關系，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系”。因為，過去人們關注的只是GDP增長；若人們開始考慮人類發展指數、真實儲蓄率、真實發展指標以及生態足跡等新的評估指標時，作者的原則或許會比較容易理解。而生態重建與保護的全民參與性，生態技術的進步與普及，網絡經濟的日漸興起，又可能為這些原則的實現提供較為堅實的現實基礎。
也許有一天，您與家人在家中共進自制晚餐后，與您對門的鄰居相約拎著從網上舊物交換而來的工具，來到屋頂上，依靠廣泛普及的生態技術知識，為無土栽培的蔬菜施肥剪枝，又或修理自家太陽能發電裝置。而您的孩子們則在一旁嘰嘰喳喳地吵著如何垃圾分類，逗得大人們忍俊不禁。此時，您可能更易理解作者所謂充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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