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特殊的經濟地位。作為東莞市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農村集體經濟不僅為全市經濟發展提供了土地、廠房、資金等基本要素，還集中了全市2/3的戶籍人口、2/3的經濟存量、2/3以上的工商企業。可以說，全市經濟發展的基礎——土地，主要來源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全市經濟發展的成果——生產總值和財稅收入，也主要來源于以農村集體經濟為載體的工商企業。
四是特殊的社會貢獻。農村集體經濟是保障村級組織運轉、增加農民收入、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農村城市化的重要物質力量。村（社區）的運轉費用以及治安、環衛、計生、社保等公益福利費用基本由集體經濟承擔，以集體經濟為載體的工商企業有效解決了農村居民就業問題。作為“藏富于民”的可靠保證，集體經濟承擔著2/3戶籍人口的福利分紅；農民人均收入中來自集體經濟直接分配的占1/6，加上與集體經濟間接相關的收入超過1/3。2012年，東莞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4944元，分別是全國、全省的3.2倍和2.4倍。在集體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下，全市農村居民整體上實現了寬裕小康，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實現了全覆蓋。此外，農村集體經濟在完善基礎設施、改善城市環境、促進農民市民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加快了農村城市化進程。
二、推動東莞農村集體經濟轉型發展勢在必行
經過長期高速發展和粗放經營疊加，東莞市農村集體經濟要素制約、增長乏力、負擔沉重、體制束縛等問題困難日益凸顯，轉型發展的倒逼壓力越來越大。
一是典型的物業租賃經濟與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的要求不相適應。目前，東莞市村組集體生產經營性固定資產411億元，絕大部分是廠房、商鋪等物業資產，分別占集體總資產和長期資產的32%和42%，集體物業出租收入占經營總收入的七成以上。隨著區域競爭日趨激烈、物業市場供大于求、勞動密集企業外遷、國際金融危機等影響，傳統物業租賃經濟的效益日趨低下，導致集體經濟的資產收益率一路走低，從1992年的12%降至2002年的9.1%、2007年的7.5%、2012年的6.8%。同時，物業租賃經濟對土地的依存度較高，集體資產的規模擴張較大程度上來源于土地使用權的直接出讓。截至2012年底，全市歷年土地使用權流轉收益所形成的凈資產約594億元，占兩級凈資產的59.5%。
二是粗放的資源利用方式與提高發展質量的要求不相適應。過去以土地過度消耗為手段、以村組分散發展為主體的發展模式，導致絕大部分村組在發展過程中，大規模且無序開發土地，建房出租，未能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和產出效益最大化。隨著可用土地資源的快速消耗和用地政策的日趨收緊，靠“榨取土地資源”的粗放式發展已經難以為繼。由于發展模式的先天低端性，村組早期發展的物業大多“小、散、亂”，引進的企業多屬產業鏈低端，質量不高，結構不優，稅收很少，效益較低，核心競爭力和抵御風險能力不強。近年來，在國際金融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一些企業倒閉、轉移或減租，東莞市集體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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